[16]《蒋廷黻回忆录》，蒋廷黻著，岳麓书社出版社2003年出版。
[17]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》，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。
[19]此等情形和心境不只史语所独有，在长沙临时大学亦有相同者。据当时在南岳临大文学院任教的钱穆回忆：武汉沦陷后，“某一日，有两学生赴延安，诸生集会欢送。择露天一场地举行，邀芝生（南按：冯友兰）与余赴会演讲，以资鼓励。芝生先发言，对赴延安两生倍加奖许。余继之，力劝在校诸生须安心读书。不啻语针对芝生而发。谓青年为国栋梁，乃指此后言，非指当前言。若非诸生努力读书，能求上进，岂今日诸生便即为国家之栋梁乎。今日国家困难万状，中央政府又自武汉退出，国家需才担任艰巨，标准当更提高。目前前线有人，不待在学青年去参加。况延安亦仍在后方，非前线。诸生去此取彼，其意何在？散会后，余归室。芝生即来，谓君劝诸生留校安心读书，其言则是。但不该对赴延安两生加以责备。余谓，如君奖许两生赴延安，又焉得劝诸生留校安心读书。有此两条路，摆在前面，此是则彼非，彼是则此非。如君两可之见，岂不仍待诸生之选择。余决不以为然。两人力辩，芝生终于不欢而去。”（《八十忆双亲•师友杂忆》，钱穆著，北京，三联书店2005年出版。）
这段往事，除说明当时确有一部分青年人，因自己的政治观念与志向，不愿与国民党合作，瞒着锅台上炕，越过炮火连天的抗日前线，远赴尚处于寂静之中的延安山沟和窑洞。这个插曲同时也点中了钱、冯二人各自的性格与政治观念的穴位，暗含了十年之后，**为什么说国民党蒋介石只能控制“例如胡适、傅斯年、钱穆之类，其他都不能控制了”，（《丢掉幻想，准备战斗》，载《**选集》，第四卷）而冯友兰却留在大陆，紧跟政治形势，左右摇摆，见风使舵，结果落了个晚节不保，灰头土脸的下场的人生密码。其实，以芝生惯用和天生具有的为人处事的骑墙与迎合帝王的性格，日后之悲剧，在此即显露并注定矣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