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和哈维尔呆在楼顶上。我一面和他闲谈，一面为泛美电台十二点钟的播音节目，润色《商报》和《新闻报》上的消息，用打字机打清楚。哈维尔是我最要好的朋友，我们天天见面，哪怕只有片刻也好，为的是证实一下我们都还活在世上。他是个冷热无常、思想矛盾很多的人，但待人一向诚恳。他曾经是天主教大学文学系的高材生，像他那样成绩优异的学生，才华出众的诗歌爱好者，繁难复杂课文的明快评论员，在这所大学还是前所未见的。大家都认为他毕业时一定会拿出一份才气横溢的论文，成为才气横溢的教授，才气横溢的诗人或评论家。但是，有一天，他没作任何解释，就突然放弃了正在撰写的论文，退出文学专业，离开了天主教大学，而在圣马尔科斯大学经济系注册了。这使大家极其失望。当有人向及他退学的原因时，他坦率地说(或许是开玩笑)，是他写的论文打开了他的眼界。那份论文的题目是：《里卡多·帕尔马所使用的谚语》。他曾经不得不用放大镜来阅读《秘鲁传说》，搜索书中的谚语；由于他治学认真严谨，他做满了整整一箱语言卡片。后来，一天清晨，他在一块空地上把这箱卡片烧掉了。我和他围着这堆语言学的火焰跳起印第安人的石堆舞来；他下决心以文学为敌，宁愿去学经济。哈维尔在中央储备银行实习的时候，总是找个借口，每天上午溜到泛美电台来看看。那场谚语的噩梦给他留下一个习惯，就是无缘无故地用谚语戏弄我。